貧困農戶生產投入決策與貧困狀態的轉變（農業）

                              趙銳^1，2，吳比³

    （1．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北京100871；2．西南政法大學經濟學院，重慶401120：

    3．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北京100810）

摘要：貧困農戶面臨脫貧機遇和陷入極端貧困風險時的生產經營投入決策，對改變貧困狀態起到關鍵的作用?；�于貧困地區農戶的多期追蹤調查數據，采用二分變量Logit模型，分析貧困農戶的生產投入決策對貧困狀態轉變的影響，探討貧困農戶在資金有限的情況下擺脫貧困的方式，為貧困人口退出貧困的動力尋找理論源泉。結果表明，按照官方貧困線，樣本農戶的貧困發生率由2006年的20.7%下降到2009年的7.3%，每年的脫貧率為63.2%-71.7%。在農戶的生產經營投入中，盡管對小商品經營活動的投入較少，但卻得到較高的回報。那些有一定經濟基礎的貧困農戶，當生產經營投入轉向高風險、高回報的小商品經營活動，或提升生產經營投入的多元化水平時，脫貧的概率會顯著提高。小商品經營活動中的投入增加1倍，其脫貧的概率大約會提高6%；生產經營投入由專業化轉向完全的多元化，其脫貧的概率大約提高50%，但這些生產投入決策對那些處于極端貧困的農戶卻沒有效果。研究表明，有一定經濟基礎的貧困農戶可以通過改變生產經營投入決策退出貧困狀態。因此，建議政府應該通過新技術的推廣和信用支持，鼓勵和引導有一定基礎的貧困農戶進入高收益的生產經營領域，增加農民的收入渠道。同時，通過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來保障極端貧困人口的生活。

關鍵詞：貧困農戶；生產投入決策；脫貧；生產投入多元化

中圖分類號：F328  文章編號：1000-0275( 2016) 04-0747-07    

過去三十年里，中國政府的開發式扶貧工作取得了矚目的成績，根據國家貧困線標準，農村貧困人口已經從1981年的1.52億人下降到2015年的5 575萬人。開發式扶貧引導貧困人口把自己的努力同國家的扶持相結合，通過改善生產條件，發展商品生產，增強自我發展能力實現貧困狀態的轉變。在這一背景下，缺乏生產經營資本的貧困農戶，面對可選擇的生產經營活動，如何借助于政府的資金幫扶，做出最佳的投入決策，是實現貧困狀態轉變的關鍵?，F實中，一部分短視的貧困農戶，由于害怕陷入更深層的貧困，在生產經營活動中采取保守策略，將有限的資金投至低風險、低回報的生產活動，失去了脫貧機會；而另一部分人，面對脫貧機遇，會將資金投向高風險、高回報的生產活動，力求擺脫貧困狀態。因此，研究農戶生產投入決策對貧困狀態轉變的影響，對引導貧困農戶發展生產經營，提高扶貧資金的使用效率，推進貧困地區的扶貧工作有重要的意義。

    許多研究基于貧困農戶自身行為決策，從市場參與，勞動力流動，借貸行為，技術采用，能源使用等方面，考察了他們的行為對提升福利水平，緩解貧困的影響。然而，貧困農戶的突出特征是缺乏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資本，導致在生產和經營中，無法達到必要的投入水平，持續陷入貧困。因此，也有一些研究從貧困農戶在生產經營活動中的決策人手，考察這些行為決策對貧困農戶生產及福利的影響。呂開宇等認為面對農產品價格上漲，貧困農戶受自身資產規模約束，不會輕易地大規模調整種植面積或生產投入水平。李文認為由于人均農業現金收入增量對貧困地區農戶現金收入增加的貢獻有限，因而農業結構調整對農民增收的作用有限。高明等認為非農活動影響了農戶在農業生產領域中的資源配置，影響了農戶專業化生產、農業生產投入積極性和農產品商品率，使貧困地區農業部門的效率難以提升。然而，這些研究忽略了對生產經營活動支出結構的研究，即在生產費用支出構成中，各子項目支出水平的相對變化。

    本文基于貧困地區農戶的多期追蹤調查數據，采用二分變量Logit模型，通過貧困農戶在各項生產經營活動的投入以及生產經營多元化程度刻畫農戶面臨脫貧機遇時的生產投入決策，從貧困人口自身的視角分析生產投入決策對貧困狀態轉變的影響，以及這一作用機制對處于不同貧困水平農戶的影響差異，探討貧困農戶在資金有限的情況下，擺脫貧困的路徑和方式，為貧困人口退出貧困的動力尋找理論源泉，也為未來扶貧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鑒。

1研究方法

1.1數據說明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自2006-2009年期間在貴州省某市進行的農戶調查，該調查涉及農村居民家庭基本情況，農戶生產經營狀況，農戶的生產、生活支出和收入項目，以及村居基本情況。截止2009年底，該市貧困人口為3 8.11萬人，農民人均純收入3 110元，因此，選取這一地區的農戶作為貧困問題的研究對象是合適的。該調查樣本共涵蓋6縣（區），44個村，440戶。其抽樣規則是首先根據縣（區）的人口規模選擇調研的行政村個數；其次，每個村按收入分層選取低收入戶、中等收入戶和高收入戶共10戶，并進行連續追蹤調查。其中，有少數農戶在后來的跟蹤調查中未能追訪，則在該村選取經濟狀況相似的農戶替代，這里排除了這些農戶，最終使用329戶農村居民在2006-2009年期間的調查數據，共計1 316次觀測。

1.2貧困界定

    確定農戶是否處于貧困狀態，需要確定貧困線標準。本文同時使用中國官方的貧困線和世界銀行的貧困線界定貧困人口，這兩者都是基于馬丁法測算的絕對貧困線，其計算步驟為：首先根據營養學家的測算確定一個最低的維持人正常生活所必需的熱量攝入量，然后根據處于低收入組的農村居民的飲食習慣，制定獲取該最低限度熱量所需的一籃子食物組合；其次，用一定時期的價格水平，將這些食物組合換算成現金量；最后用該數值除以食物支出在總支出中的比例（即恩格爾系數），確定最終的貧困線標準。根據此方法，中國官方制定的貧困線標準在2009年為人均年收入1 196元人民幣，在2011年大幅上升到人均年收入2 300元人民幣。世界銀行的貧困線為人均每天1.25美元（2005年價格水平），大致相當于人民幣1 857元（2009年貴州省農村價格水平），所采用的匯率標準為國際比較項目組(ICP)以2005年為基準年根據各國貨幣購買力測算的匯率標準，其中1美元約等于3.54元人民幣。

    鑒于樣本數據的調查年份，對貧困戶數和貧困發生率的計算，采用了2009年人均年純收入1 196元的國家貧困線和世界銀行人均每天1.25美元的貧困線。世界銀行的貧困線遠高于中國官方的貧困線，這里將按照國家貧困線確定的貧困人口稱為極端貧困人口，按照世界銀行貧困線確定的貧困人口稱為  低收入貧困人口。

1.3變量選取

    為了研究貧困農戶生產經營活動的支出結構對貧困狀態轉變的影響，著重考察2類指標。第一，考察貧困農戶在種植業、養殖業和第三產業經營活動的投入對貧困狀態轉變的影響，看哪一項投入的增加有助于脫貧。貧困農戶在各項生產經營活動中投入的變化體現了農戶改變自己生存狀況的意愿和對風險的承擔能力。本文的研究樣本大多以傳統農業生產為主（種植業），同時，在牧業（養殖業）中的投入逐漸增加，另外，一些農戶也開始涉足第三產業（主要以小商品經營為主）。這里，假設這三項生產經營活動的風險依次是遞增的，這一假設主要基于當地貧困農戶從事傳統種植業生產的時間較長，經驗相對豐富，相對于其他行業，種植業生產也更依賴于農戶自己所擁有的土地數量、質量以及生產條件，因而生產經營支出對種植業收入的邊際影響也較??；相對傳統種植業生產來說，養殖業生產需要的投入較大，其投入對收入的邊際影響也更大，同時，養殖業收入更易受到市場價格波動和疾病的影響，因此風險也更高。而從事第三產業經營活動相對種植業和養殖業有更高的風險和收益。

    第二，考察生產經營的多元化程度及其變化對貧困狀態轉變的影響。即農戶的生產經營費用集中于某一領域，還是分散于多種用途。例如原先以種植業為主，養殖業為輔，轉向種植業、養殖業和小商品經營活動并重。使用“dvs”來代表農戶“生產經營支出的多元化程度”，“△dvs”表示多元化程度在兩個年度間的變化。借鑒企業經營多元化研究中采用的多元化測度指數，引入多樣化熵（Entropy）測度法來測量農戶生產經營支出的多元化程度。熵的概念最初源于熱力學，是對系統狀態不確定性的一種度量，是物質系統混亂程度的單調增函數。通過計算熵值，可以判斷一個事件的隨機性及無序程度，也可以用熵值來判斷某個指標的離散程度。一般來說，指標的離散程度越大，熵值就越大；反之，熵值就越小。在經濟學和管理學的研究中，Jacquemin和BeHy使用熵指數來衡量多元化程度，熵指數的表達式為：

值越大，表明多元化程度越高，當其值為0時，表明多元化程度最低，也就是完全的專業化。同時，根據公式(1)，農戶生產經營的多元化也反映了農戶生產經營活動由種植業和養殖業向非農活動擴張，生產經營活動越多，熵指數的值也越大。

1.4計量模型

    基于混合截面數據，使用二分變量Probit模型研究農戶生產經營支出的結構變化對農戶貧困動態變化的影響。之所以采用混合截面數據，是因為只有329戶在4個年度的觀測樣本，而且，無論按照哪一條貧困線標準，樣本中貧困農戶都只占較小的一部分。因此，關注t-1年的貧困農戶在t年貧困狀態轉變的情況。對于前一年處于貧困狀態的農戶，其退出貧困的概率可以表示為：

關鍵變量所組成的向量，在考察貧困農戶在種植業、養殖業和小商品經營活動的投入對貧困狀態轉變的影響時，它包括貧困農戶t年在種植業投入的對數、養殖業投入的對數以及第三產業投入的對數；在考察生產經營的多元化程度及其變化對貧困狀態轉變的影響時，它包括t-1年的多元化程度( dvst1)以及多元化程度的變化(△dvs)。z _i是一組控制變量，包括：農戶在t-1年的人口規模及其變化、戶主受教育水平、人均耕地面積及其變化、人均工資收入對數及其變化，以及兩個年度間人均經營支出對數的變化。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外出務工收入也是該地區農村居民收人的一個主要來源，直接影響農戶的貧困狀況，因此控制了t-1年農戶的工資及其變化。而對農戶在兩個年度間人均經營支出對數值的變化指標的控制，是為了控制支出水平增加的影響。

2結果與分析

2.1貧困發生率和貧困狀態的轉變

    樣本農戶人均純收入由2006年的1981元人民幣上升到2009年的3 222元人民幣。由于調查樣本生活在貴州的貧困山區，貧困發生率要遠遠高于全國水平。根據2009年的國家貧困線，貧困發生率由2006年的20.7%下降到2009年的7.3%。根據世界銀行的貧困線，樣本農戶貧困發生率由2006年的58.7%下降到2009年的28.3%（表1）。

    根據中國官方的貧困線，2006年的68戶貧困戶有43戶在2007年脫貧，脫貧率為63.2%，2007年的53戶貧困戶有38戶在2008年脫貧，脫貧率為71.7%，而2008年的32戶貧困戶有22戶在2009年脫貧，脫貧率為68.8%。因此，在2006-2009年之間的任意兩個年度，總計有103戶次經歷了脫貧過程。按照世界銀行貧困線，2006年的193戶貧困戶，有75戶在2007年脫貧，脫貧率為38.9%，2007年的142戶貧困戶，有75戶在2008年脫貧，脫貧率為52.8%，2008年的101戶貧困戶，有51戶脫貧，脫貧率為50.5%，因此，在2006-2009年的任意兩個年度，總計有201戶次經歷了脫貧過程（表2）。同時，也有少數前一年非貧困戶陷入了貧困。

2.2生產經營支出和收入

    從2006-2009年樣本農戶各項生產經營活動的人均支出和收入來看，各年度養殖業支出所占的比重最大，其次為種植業，而第三產業（主要以小商品經營為主）的人均支出數額非常小。2006年人均養殖業支出為377元，種植業支出為236元，而第三產業支出僅有22元；2009年人均養殖業支出為386元，種植業支出為291元，第三產業支出僅有26元（表3）。

    種植業收入在三項收入構成中所占的比重最大，其次為養殖業收入和第三產業收入，但第三產業的投資回報相對于種植業和養殖業要更高。2006年人均種植業收人為1 033元，養殖業收入為652元，第三產業收入為537元；2009年人均種植業收入為1 246元，養殖業收人為972元，第三產業收入達到1 051元。從投入產出的總體情況來看，種植業的平均收益要高于養殖業的平均收益，但這里需要考慮到種植業生產活動中要素投入的特征，其收益更多的與土地的面積、土地質量、農業生產條件和勞動力投入有關，而養殖業生產中所投入的生產要素主要是資本。

2.3生產經營活動投入決策對貧困狀態轉變的影響

2.3.1貧困農戶在種植業、養殖業和第三產業的生產經營投入對脫貧的影響當采用中國官方的貧困線時，在控制了基期總投入后，種植業投入對數，養殖業投入對數和第三產業投入對數的估計系數均不為正顯著（表4），表明無論是種植業、養殖業，還是第三產業的投入增加都無助于擺脫貧困狀態。這可能是由于這部分極端貧困農戶缺乏積蓄，生產投入的增加也就無法達到有效規模。此外，戶主的受教育水平在1%的顯著性下對脫貧產生積極的影響，這是因為那些受教育程度較高的農戶，貧困的原因是暫時遭受了某種沖擊，但在長期，農戶的收入將會回歸到正常水平。人均工資對數變化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因為在偏遠的貴州山區，外出務工是當地農村居民獲得收入的重要方式，青壯年紛紛外出務工，家中只剩下老人和兒童，因此，通過外出務工獲取工資性收入是貧困農戶脫貧的重要途徑。

    當采用世界銀行的貧困線時，在控制了基期總投入水平后，只有貧困農戶將資金投放于高風險、高收益的第三產業經營活動時，其擺脫貧困的概率才會顯著增加，投入增加1倍，其脫貧的概率會增加6.9%。進一步，將樣本限制在人均收入水平處于官方貧困線和世界銀行貧困線之間的貧困農戶，也就是那些處于低收入貧困而非絕對貧困的農戶，同樣發現只有將資金投向第三產業經營活動時，其擺脫貧困的概率才會顯著增加，投入增加1倍，其脫貧的概率會增加6.0%。這說明只有那些有一定經濟基礎，距離世界銀行貧困線較近的低收入人群，才能有資本去改變自己的投入結構，將支出重心由低風險、低回報的經濟活動逐漸轉向高風險、高回報的經濟活動，力爭實現脫貧。上述研究也發現，養殖業投入的增加并沒有提升貧困人口脫貧的概率，這可以解釋為在養殖業中，貧困農戶在飼料、仔畜和防疫等的中間物質投入效率低下。

2.3.2貧困農戶生產經營投入的多元化對脫貧的影響按照世界銀行的貧困線標準，貧困農戶在t-1年的多元化水平，對其隨后的脫貧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表5）。即貧困農戶生產經營投入的多元化程度越高，其隨后脫貧的概率也就越大。這表明農戶分散經營有助于脫貧，而且多元化的投入意味著收入來源的多元化，這也為實現脫貧創造了可能。在控制了“t-1年的多元化水平”之后，“多元化水平的變動”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對農戶

的脫貧概率有正向的影響，即下一年貧困農戶在總投入不變的情況下，提高自己生產經營活動的多元化程度，其脫貧的可能性會提高。不過，不同于傳統經濟研究中，考慮一般人分散投資的保守策略，窮人多元化程度的變動更有可能是嘗試將有限的投入從傳統種植業轉向養殖業和第三產業。按照中國官方的貧困線標準，上述兩個指標并不顯著，這也可能是因為貧困人口通過提高生產經營費用支出的“多元化水平”實現脫貧是有條件的，只有貧困人口中部分收入水平相對較高的農戶才有條件在多項生產經營活動中同時進行生產經營。因此，當使用人均收入水平在國家貧困線和世行貧困線之間的子樣本進行回歸時，這兩個指標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與農戶脫貧呈現正相關的關系。在只有三項生產經營活動的情況下，生產經營投入由專業化轉向完全的多元化，其脫貧的概率大約會提高50%。

3結論

    在保持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農戶的生產經營支出投向相對高風險、高回報的第三產業，對貧困農戶脫貧起著積極的作用。但是，其作用效果對于貧困人口中那些收入水平相對較高的人更為有效，特別是人均收入水平在國家貧困線和世界銀行貧困線之間的貧困農戶。而對于收入水平位于國家貧困線以下的農戶，在控制了基期總投入后，無論是種植業、養殖業和第三產業的投入增加都無助于擺脫貧困狀態，主要是因為這部分人的投入水平還不能形成規模，不能對收入水平的增加起到實質性的作用。研究結果表明，對于收入水平接近世界銀行貧困線的貧困農戶，生產經營支出的多元化有助于在未來實現脫貧，并且，這種多元化程度變化幅度越大，脫貧的概率也越大。

    本文的主要結論反映了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在脫貧的漫漫長路中所面臨的機遇和困難，對于極端貧困人口，在面對政府的開發式扶貧政策時，由于缺乏家庭財富和人力資本的積累，從事任何生產經營活動都不能形成有效規模，無法掌握先進的生產技術，因而無力從扶貧項目中獲益，一次次從脫貧的嘗試中徒勞而歸；對于那些有一定經濟基礎和發展能力的貧困戶，可以利用其自身的財富積累，結合政府的幫扶，拓寬收入渠道，實現貧困狀態的轉變。

    對農戶生產經營投入決策與貧困動態關系的研究在扶貧政策的制定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在過去的20年中，外出務工一直是偏遠貧困地區貧困農戶實現脫貧的主要途徑。雖然外出務工增加了收入，但是本地的經濟并沒有因此得到發展。而且，很多人在外務工多年之后由于戶籍和經濟能力的限制，無力在外鄉定居，年老后重新回到農村務農，生活水平也隨之下降。與此同時，與城市老年人口到退休年齡即退休的情況不同，在廣大農村地區，大多數50. 60乃至70歲的中老年人口都有參加農副業生產經營的需求和能力。而本文的研究結果，也適用于這些農村留守人口。因此，政府應該通過新技術的推廣和信用支持，鼓勵和引導農戶進入高收益的生產經營領域，增加農民的收入渠道，幫助貧困人口脫貧，這也有助于非貧困人口通過多元化的生產活動來避免陷入貧困。同時，政府也應當鼓勵和引導社會力量參與農業保險體系建設，農戶之所以沒有進入新的生產領域，一方面是因為缺乏投入所需的資金，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規避風險，如果農戶的生產經營活動能得到保障，減少收入風險．那么農戶在高收益行業增加投入的意愿也會增加。對于那些處于極端貧困的人口，要通過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來保障他們的生活。